<七重絕望>
今日的關鍵問題之一是：什麼力量造就了世界恐怖份子，或說得更極端點，什麼力量造就了自殺烈士？（在此，我指的是那些匿名志願者，至於恐怖主義領導人，則是另一個故事。）是什麼原因，讓恐怖份子的首要定義變成了一種絕望的形式？或者，說得更準確點，讓恐怖份子變成了一種超越的方式，藉由獻出他們的生命，讓絕望的形式變得有意義。
正因如此，「自殺」一詞顯得不那麼恰當，因為這樣的超越，給了烈士們一種勝利的感覺。戰勝他理當憎恨的那些人？我想不是。烈士們戰勝的是，從深沈的絕望裡散發出來的那種順從、痛苦和荒謬之感。
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，很難想像這種絕望。並不是因為他們比較富有（富有也會產生富有版的絕望），而是因為不斷有事情讓他們分心，所以他們的注意力是散射的。而我說的那種絕望，只停駐在那些由於環境的逼迫而不得不專心致志的人身上。例如，數十年來一直生活在難民營裡的人。
這種絕望的構成要素？那是一種感覺，感覺你的生命以及你親近之人的生命，全都一文不值。而且，這種感覺是一重又一重的，在各個不同的層次都能感受得到，於是，它就成了全部。也就是說，套用集權主義的用語，它是無可上訴的。
<永不言敗的絕望>
我怎麼還活著？我會告訴你，我還活著，是因為這會兒，死亡暫時缺貨。這句話是一邊笑一邊說出來的，在這世界的遙遠彼端，一個渴望常態，渴望平凡生活的彼端。
在巴勒斯坦，不論你走到哪裡，即便是偏僻荒野，都會發現自己置身瓦礫堆中，你得小心謹慎地挑出一條路來穿過它們、繞過它們、越過它們。在某個檢查哨附近，有幾座溫室，如今，沒有任何卡車可以沿著任何街道抵達那裡，去和任何人碰面。
那些瓦礫堆，是房舍和道路的殘骸，是日常生活的碎片。在過去五十年裡，幾乎沒有一個巴勒斯坦家庭，不曾被迫逃離某地，同樣的，也幾乎沒有一座巴勒斯坦城鎮，其建築能逃離被佔領軍定期剷平的命運。
除了房舍道路的瓦礫堆，還有語言的瓦礫堆——在語言的瓦礫堆裡，房舍什麼也不是，它的意義已經被摧毀殆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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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荒野只保存自身，再無餘物留予我輩。」（達維希）（1941—2008）（巴勒斯坦最著名的民族詩人，一生積極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，和文化理論學者薩依德一樣，是在國際上為巴勒斯坦發言最有力聲音之一。）
這裡的絕望沒有恐懼、沒有屈從、沒有被擊敗的感覺，這裡的絕望打造了一種面向世界的揮棒姿勢，我不曾見過這樣的絕望。它可能透過一名年輕男子加入伊斯蘭聖戰組織來展現，可能透過一名老嫗從殘齒間發出的記憶與呢喃來展現，也可能透過一名十一歲女孩的微笑來展現，她用絕望包裹許諾，隱藏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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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某人有機會可以離開難民營，越過瓦礫堆，前往稍微好一點的住所時，他們常常會放棄那個機會，選擇留下來。在這個難民營裡，他們是全體的一員，就像一根手指，隸屬於一具無盡的身體。搬離這裡，他們就成了被截斷的殘肢。那種永不言敗的絕望姿勢，就是這樣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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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美麗的海洋
尚未渡越。
最美麗的孩童
尚未長成。
我們最美麗的日子
尚未得見。
而我想對你訴說的最美麗話語
尚未出口。
他們囚禁了我們，
他們鎖住了我們：
我在牆內，
你在牆外。
但這不算什麼。
最糟的
是人們－－知曉或無奈－－
在內心囚禁了自己......
多數人如此被迫，
誠實、辛勞、良善的人們
值得如我愛你這般被愛。
－－希克美
（1901—1963）（土耳其詩人、劇作家，有「浪漫派共產黨人」之稱，為其政治信仰多次遭到監禁與放逐。195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）
約翰伯格形容希克美：「他的聲音雄渾、冷靜，非常個人，極度音樂。但那聲音不像發自他的喉嚨——或說，不像當下從他的喉嚨裡發出。那聲音聽起來，彷彿在他胸膛裡有部收音機，他用輕微顫抖的大手開啟、關閉。我實在描述得很糟，他的風采和摯誠，是那樣明顯耀眼。」
「他描述了一九四零年代早期，在土耳其，有六個人從收音機裡聆聽蕭士塔高維奇的交響樂，其中有三個人和他一樣，正在坐牢。那是現場廣播：那首交響樂正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演奏著，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。在紅獅廣場上聽他朗讀詩作，我有種感覺，彷彿從他嘴裡說出的那些字詞，也是從遙遠世界的另一頭傳來的。並非它們難以理解（不難理解），也不是模糊不清或乏味無聊（非常耐聽），而是由於，訴說它們，是為了戰勝距離，是為了超越無盡的分隔。在他的所有詩作中，此地（here）永遠是他方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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